仲韬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勇于奉献。他为了掩护党的机关，在自己家前院西厢房开办了“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私立女子小学”，学生大多是安平、饶阳的党员子女，并让上级特派员张鶴亭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学校建立起来以后办学经费、二十来名学生及数名经常往来的地下工作者的食宿、县委办公费用都没有着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弓仲韬卖地筹资上千元，全部献给了党组织。为了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他常到“列宁小学”讲授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使列宁小学的学生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其中有六人被发展为共青团员。

  安平、饶阳、深泽三县中心县委建立后，因列宁小学已散，弓仲韬便又筹措资金在家中开办了毛巾厂，其中的十余名工人都是贫困党员。弓仲韬办厂的目的不在于赚钱，而是为了掩护县委机关、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问题。尽管亏损很大，弓仲韬仍坚持开办了一年左右，他以个人的家产换来了党团工作的活跃局面。许多革命者经常以联系买卖为名，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弓仲韬家，研究党的工作。弓仲韬同志将大部分家产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到一九三四年时他的家产就所剩无几了。

在白色恐怖下开展革命斗争，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弓仲韬成为反动当局恐惧的危险人物，他们称弓仲韬是赤色分子，其家庭是赤色家庭。在他的影响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甚至为革命而献身。

1934年春，弓仲韬的老母亲在敌人无休止的搜抄威胁下去世。为避敌人耳目，不能白天出殡，弓仲韬只能忍着巨大悲痛，偷偷在夜间安葬了母亲。

弓仲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就在弓仲韬夜葬母亲的次日凌晨，凶残的国民党特务在抓他未果的情况下，用毒煎饼把他唯一的儿子毒死。母丧子死，使弓仲韬痛不欲生。然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时时鼓舞着他。

大女儿弓浦从小在家乡跟着他闹革命，一九二五年入党后，先后任台城女支书记，安、饶、深三县中心县委妇女委员，她在任台城女支书记时，积极组织“天足会”大力宣传缠足是对妇女的身心摧残，妇女要解放首先要放足，使三十多名妇女扯下缠脚布，参加了“天足会”。1926年在北京上学时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游行示威，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镇压。弓浦被打成重伤，回到家乡后不治身亡。

小女儿弓乃如是弓仲韬唯一活下来的孩子。她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在父亲帮助下建立了台城村“女子团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她是本县女子师范的学生领袖，曾领导学生开展了驱逐国民党在学校安插“钉子”的斗争。在父亲隐蔽之后，她仍在家乡的女子师范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期间培养了几十名党员，不少人在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后，由于时局错综复杂，弓仲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对一个视组织为生命的忠诚共产党员来说，是莫大的痛苦。他不能忍受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生活，毅然带上全身是病的妻子，与女儿弓乃如一起到陕北找党。

途中，遭到土匪抢劫，身无分文。历尽艰辛，终于走到了西安。此时，妻子病重，无法前行，他只好让女儿先走。弓乃如几经辗转，终于到了延安。到达延安后，她千方百计寻找父亲的下落，却没有任何音信。

原来，在1939年冬，弓仲韬的妻子病逝，他以席裹尸，把妻子葬于当地。找不到党组织，又不敢暴露身份，他只好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当了伙夫。即使处境艰难，弓仲韬却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责任，每天晚上教工人识字，给工人讲故事，宣传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鼓动工人起来斗争。他的举动引起了资本家的恐惧，警告他不许和工人在一起，不许工人晚上集会。趁着弓仲韬害眼病，资本家还带他到一家医院“看病”，借机刺破了他的眼球，导致双目失明，工厂随即将他开除。

身陷绝境的弓仲韬，唯一的选择只有想尽办法返回家乡。几年后，弓仲韬克服了种种困难，从陕西到河北，两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在1943年的秋天，又回到了家乡，与安平县委接上关系，受到县委和冀中区党委无微不至的照顾。一九五六年被小女儿弓乃如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生活过得很好，但他却常常伤感，有时甚至痛哭流涕，他说:“我不能为党工作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九六四年三月，他病逝于哈尔滨。临终前，他还再三嘱咐孩子：“一定要把我节余下的一千元钱交给党，做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弓仲韬为党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让我们感慨，更让我们感动。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给了这位“特别支部”书记九死未悔的强大精神力量？答案就是：他终其一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