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7岁的赵博生读满了十年私塾。经叔叔赵以立介绍，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志存高远，勤奋好学，立志做一名“模范军人”，救国民于水火之中。20岁时，他以“特优”成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分配到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战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官。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他转入直系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又落入奉系军队。转战数年，三易其伍，踌躇满志的赵博生痛感军阀政府置外侵于不顾，连年混战，陷民于水深火热，长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这样下去等于给别人当枪杆子、炮筒子，成了军阀混战的工具，不如下去拉洋车”。这时，他听说冯玉祥的国民军作风正派，军纪严明，官兵都戴着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所以1924年初就投奔了冯玉祥部。他多谋善战，刻苦自勉，把救国救民看作“吾辈军人的天职”。对自己要求极严，不吸烟，不喝酒，不带妻室。每月所得薪水，除留少数维持自己极为简朴的生活外，其余多用以奖励和救济士兵。赵博生这种自奉俭约、清廉自守、克己厚人、威武不屈、公正无私的高尚品德和作风，成了官兵学习的好榜样，深受大家的敬佩。在西北军中被人称之为“不要钱的将军”。官职也很快由参谋、团副、参谋处长、特种兵旅长直至晋升为14军军参谋长。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宣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响应北伐，部队改名为国民联军。冯玉祥在部队中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并派党政人员到各军建立政治处。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发放马列主义小册子和政治课本，创办小报，宣传革命思想。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联军一扫南口溃败带来的涣散、颓败之风，士气大振，尤其是士兵的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绥远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出兵陕西，转战河南，有力地策应了北伐军。但是在北伐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冯玉祥亦附蒋反共，开始“清党”。刘伯坚等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军中的革命气氛消失了。不过，国民联军虽在组织上驱逐了共产党，政治上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了广大官兵的心上。特别是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军中的影响极深，当时，军中有一句顺口溜：“听刘主任一席话，顶发半年饷！”广大官兵亲切地称他“刘主任”。在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中，赵博生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一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对刘伯坚也非常钦佩。

1929年秋天，赵博生任特种兵旅旅长并亲自领导教导大队的训练工作。他除军事训练外，还特别注重灌输革命精神，亲自创作《革命精神之歌》在部队教唱，以激励部署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并以抒发自己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做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饿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实现大同。

1930年，冯玉祥在反蒋的中原大战中战败，其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赵博生再次陷入迷茫之中，他曾派心腹秘密寻找共产党，但未能跟共产党取得联系。赵博生不愿再参与军阀间的混战，决定把爱国热情较高的特种兵教导大队拉出去，摆脱军阀的控制，建立一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爱国军队。他的想法得到全队人员的积极响应。于是这支500余人的学兵，组成“三民主义救国军”南下。赵博生被推举为军长，孙毅同志任参谋长。赵博生率部离开西安，进抵东江口时，遭遇土匪武装阻击，由于寡不敌众，他们被困在山林之中。他们一没党的领导，二不知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供给无着，只能以山上的核桃、包谷充饥。坚持了二十多天，前途渺茫，只得率部回到西安另寻出路。　

1931年初，赵博生应国民党军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的邀请，出任第26路军参谋长，奉命到江西“剿共”。26路军是蒋介石中原大战获胜后收编的国民联军残部，蒋介石对他们一直不信任，不断的打压、排挤，此次刚刚整编完毕就强令他们调往江西与红军作战，目的无非是借刀杀人，既消灭杂牌军，又能重创红军。对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广大官兵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牢骚满腹，一片谩骂，怨气冲天。这时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高级将领开始寻找出路，最早寻找共产党的就是参谋长赵博生。早在1929年驻西安时，他就派心腹张志诚秘密寻找共产党，他说：“据我考察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共产党不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里边有许多仁人志士，他们有学问、重信义，前途不可限量。我们如能与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可能是一条生路。”可惜当时党处于秘密活动时期，他的努力未果。26路军开往江西途中，他又借故亲自绕道上海想找到共产党，也未能如愿。

部队开到江西前线后，立即被调去打头阵，参加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结果初次与红军交战即遭遇重创。不久又参加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结果再败，部队撤到宁都。蒋军失败后，各路敌军纷纷撤出苏区，唯有26路军孤军驻守在苏区之内的宁都，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朱绍良部驻在广昌，截断了26路军退往南昌的去路，26路军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蒋介石克扣军饷，人员、物资得不到有效补充，军中又官兵对立、派系林立，疫病流行、思乡情切，因此减员严重，一片混乱。这一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26路军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军官，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他们在议论，在思考：祖国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军人的真正职责是什么！有的干脆公开说：“他妈的！与其困死在这里，倒不如去战死在抗日的战场！”纷纷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但将士们的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以孙连仲为代表的一些高级军官，见势不妙，装满腰包，借故先后离开部队；而以赵博生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则把目光投向了苏区。可是虽然共产党就在眼前，但要取得联系却非常困难。当时赵博生哪里知道，他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时，党组织其实就在他身边，正密切观察着他，讨论、研究着他。

原来冯玉祥“清党”时，有一批共产党员秘密潜伏了下来，他们虽然与组织失去了联络，但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们自发的互相联络，寻找组织，发展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开展在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26路军内思想比较混乱，这就为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机遇。赵博生当时担任26路军参谋长，是全军有名的爱国将领，在军中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在官兵中威望很高。总指挥孙连仲离开宁都后，他坐镇总指挥部，握有代行权，如能早日争取入党，将会对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经过慎重考察、分析、试探，双方终于取得了相互信任。第一次见面，赵博生同志就坚定地提出了入党请求。他表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博生多年来找党、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他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入党后，感到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从此可以实现。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积极认真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党在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赵博生卧室兼办公室

特支成员和赵博生多次分析了26路军中潜在的革命力量和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潜在的力量很大，革命形势很好。一定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因势利导，把广大官兵的情绪引导到思变上来。大家知道，士兵是兵运工作和将来起义的基础。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地位及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是会比较容易地接受共产党的号召，站到起义方面来的。但26路军毕竟是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将来参加起义，即便是比较知己的人，也必须做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赵博生向士兵们多次训话：“日本鬼子蹂躏我们东三省，在那里我们有高粱大豆吃不成；有森林煤矿开不成；有万顷良田种不成；那里有三千万父老兄弟受欺侮。兄弟们！你们愿意咱们的父老兄弟当亡国奴吗？”有一次，他集合部队讲话，前面挂了一张大地图。他指着地图说：“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步步退让，我们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想救中国，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放他们。”赵博生一系列的讲话，大大激发了官兵们的反蒋抗日热情。当时在26路军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要当亡国奴，跟着孙肉头（孙连仲），要想去抗日，跟着赵博生。”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在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从前那种抑郁沉闷的气氛有所改观，有的人公开喊：“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北方打日本！”“红军主张抗日，是我们的好兄弟！”

红军标语

宣传争取工作一面是大会讲，但大量的是个别工作，还只能在一定的场合，讲到一定的程度，以适应当时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和他们的要求。有的旅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成立了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党员在官兵中开展交朋友，联系老乡，说知心话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关系宣传革命思想，掌握官兵动态，以便争取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革命。

赵博生更是利用他的地位、职务在上层多方开展有效活动，积极地开展广泛的、大量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时间、条件去争取团结高中级军官，为将来的起义争取骨干力量。

73旅是26路军实力较强的一个旅，如能首先把旅长董振堂拉过来，起义就有了基础。赵博生便利用他同董振堂是河北老乡，又有多年交情的关系，加紧工作，经常邀董振堂去转城墙、外出打猎，借机谈心。其实董振堂也早有倾向共产党的愿望，也曾经派人寻找过党和刘伯坚同志，不过都未能取得联系。当赵博生提出“部队要靠近红军”的建议时，他立刻表示赞同，并积极做手下军官的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使73旅成为了以后起义的骨干。

宁都起义领导人

74旅是26路军的“王牌”，实力最强，军事素质最高，并且担任宁都城防任务，城内上层要害部门都由74旅担任守卫，74旅能否参加，对起义的成败和规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旅长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与赵博生是同乡，争取季振同的工作当然又落到了赵博生的肩上。党组织和赵博生认真分析了季振同的情况，以便抓住要害，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赵博生经常到74旅去，有时和季振同谈到深夜，有时邀他去转城墙，借机与季深谈，向他吹风，表示对国家的前途、26路军的出路担忧，对蒋介石不抵抗、打内战表示不满，为季振同没当上25师师长鸣不平，以此击中季振同的痛处，扩大他与蒋、孙的矛盾。在争取季振同的同时，赵博生还不断到74旅1团长黄中岳的住处，以同样的办法做争取这个主力团团长的工作，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过上下各方面的工作，26路军广大官兵不满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满在宁都等死的处境，而要求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人声言“去当红军” 。这些高中级军官，共产党员，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以及他们的同学、同乡、同事、贴心人，形成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要求反蒋抗日的骨干力量。

1931年12月5日，蒋介石要求清除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的电文被交到了赵博生手中。情况紧急，特支决定立即起义，并请示中央革委。赵博生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后，首先与董振堂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两人一起找到了季振同，公推季振同为领袖，周密部署，准备起义。

赵博生宣布歧义的宴会厅

12月14日，赵博生以军参谋长的身份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在宴会上将他们全部扣留。然后，赵博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多数军官都表示愿意和参谋长一道参加红军。15日凌晨，起义部队占领宁都全城。全军1.7万多名官兵背着两万多支枪高举红旗，在黎明的曙光中浩浩荡荡开出宁都，向着苏区进发，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宁都起义胜利，震动全国。

26路军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下辖13、14、15三个军。季振同为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为13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后，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先后参加围攻赣州、东征福建漳州和湘粤北南雄水口、建（宁）黎（川）泰（宁）等战役战斗。这一时期，赵博生又先后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每战他都亲临前线，部署周密，指挥果断，屡建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领红5军团4个团据守长源庙一带山脉，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带消灭敌人。长源庙是个只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小山地。敌军向我进攻时，来势十分猖狂，先是集中火力炮轰我方前哨阵地，接着便向我军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他能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实施灵活的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人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弹中右额，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6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全苏区追悼三天。为了纪念他，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立“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词，以示纪念。毛泽东主席曾称赞赵博生烈士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7年12月，在延安与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亲书“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以此表示对赵博生和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广场建造的博生堡

敬爱的叶剑英委员长于1962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为赵博生烈士赋诗怀念，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为纪念赵博生烈士，华北军区烈士陵园1956年建成赵博生纪念碑，1977年建成纪念碑碑亭，1980年第二次翻修赵博生纪念碑亭，2001年第三次翻修赵博生纪念碑亭。赵博生纪念碑，汉白玉碑体正面刻有“赵博生同志纪念碑”字样，背面刻有赵博生生平事迹。1998年建成赵博生革命烈士的半身铜像。

2009年赵博生入选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