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村，是一座被山水环抱的秀丽村庄。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由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于同年5月进驻西柏坡。该地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

转战陕北时期，中央各机关各司其职，保障了中央指挥畅通，为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国革命从被动转移走向主动胜利的关键转折。

1947年3月，胡宗南率军进攻陕甘宁边区。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央分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

1947年3月18日黄昏，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次日，毛泽东在延安附近接见王震时明确指示：“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抵达子长县王家坪，与先行来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初步商讨了中央机关转移方案。

对于中共中央去留问题，任弼时等同志认为陕北地区敌我兵力悬殊，主张立即东渡黄河，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其他解放区，毛泽东则坚持留在陕北。经过激烈争论，3月28日，在王家坪正式决定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局；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区域，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3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工委目的地是经五台至太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五台”是指晋察冀解放区，“太行”指的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所以说，中央工委最初的目的地不是西柏坡。

1947年4月11日，周恩来起草《关于中央机构分工的指示》电报，接获中央电报后，刘少奇、朱德率一支30多人的小队伍启程前往晋察冀。5月3日，抵达平山县封城村，与指挥正太战役的聂荣臻会晤。

会晤中，聂荣臻提出晋察冀存在军事与土改等诸多问题，希望中央工委暂留晋察冀指导工作。刘少奇、朱德考虑后，致电中共中央请示，5月10日，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工委暂留晋察冀。5月12日，中央工委正式通电各解放区，确定驻留晋察冀，不去太行。因此，可以说聂荣臻的建议是中央工委最终驻留晋察冀的关键因素。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后，数千人的队伍在何处安家是个大问题。刘少奇、朱德和聂荣臻讨论后，决定在平山、建屏县的郭苏、柏坡、洪子店一带选址。理由有三：1、平山县城离石家庄不足60华里，东邻华北大平原，西部是太行山区，可进可退，战略位置比较好；2、滹沱河两岸土地非常肥沃，物产比较丰富，是晋察冀的粮仓；3、1931年7月，平山县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党组织发展很快，党员人数700多名，群众基础非常好。

在决定于滹沱河两岸选址以后，朱德提议，由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机要秘书潘开文和晋察冀军区副官处处长余光文负责前去勘察。潘开文建议让朱德卫士长齐明臣一起去，因为抗战期间，齐明臣也在平山、建屏一带工作过，对当地环境和群众比较熟悉。

潘开文、余光文和齐明臣三个人骑马沿着滹沱河边走边看。当时西柏坡村边有一片芦苇荡，便于隐蔽；村子不大，组织保卫工作很容易；当时村东边有一片房子在抗战期间被烧毁了，但是地基都在，而且房子的地基都是石头的，修复起来很简单。他们反复看了看，一致认为这个地方比较理想。于是他们就画了一份草图，向刘少奇、朱德进行了汇报，刘少奇、朱德非常满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也称赞这个指挥部选得好。

刘少奇、朱德在和晋察冀中央局同志商量后，将建房的任务交给了余光文。1947年6月底，刘少奇、朱德来到西柏坡。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

陕北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后，陕北战争形势得到了改善和扭转，中央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同时，华北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央工委的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面貌得到很大改善。经过清沧、保北、清风店一系列战斗，华北军事局面彻底扭转。特别是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5000万人口的解放区。

在石家庄解放后，1948年1月5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询问中共中央是否移至西柏坡。电报的原文是：“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打算，请即福示，以便做各种准备，因在平时附近房屋仍不够。”

所以说，石家庄的解放为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

1947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正式成立，与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共同构成“三委分工”的工作格局。需特别说明：“中央前委”这一组织称谓查阅现行文献中未见明确记载，但在学界有许多文章或著作有此称谓，本文沿用这一称谓便于理解。

中央后委主要工作

中央后委驻地位于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主要承担情报侦察、通信保障、战例编纂及蒋管区工作。以上工作内容据杨尚昆同志回忆录记载，其作为中央后委支队司令，与叶剑英、李维汉、邓颖超等共同负责该机构日常运作。

中央工委主要工作

1947年6月1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人，明确要求中央工委重点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整顿晋察冀军区军事问题；二是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三是筹建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工委在一年内高效落实上述部署，取得显著成效。晋察冀边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首个敌后根据地，曾被毛泽东誉为“模范根据地”。

中央工委进驻后，朱德分别于5月、10月两次深入晋察冀军区调研指导，系统性解决了晋察冀存在的问题：一是组织整顿：调整干部架构，强化内部团结；二是战略指导思想转型：确立以歼灭战为核心的战略指导思想，摒弃游击战模式；三是改造野战军建制，重组晋察冀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专司作战职能；四是统一后勤，过去晋察冀各部队有各自的后勤，中央工委来后重组后勤机关，统一进行后勤建设；五是狠抓军事训练，开展战术特训，强化“勇敢加技术”作战理念。经此整顿，晋察冀军事形势显著改善。

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12日在西柏坡成立，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历时两个月（7月17日至9月13日），由刘少奇主持，朱德、彭真、董必武等百余名代表参会。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由此推动全国解放区土改运动全面展开。

1947年5月，中央工委转移途中，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指定董必武为主任，统筹华北解放区财经事务，此举标志着中共开始系统整合解放区经济资源，包括统一货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首次发行统一的解放区货币——人民币，这一举措为后续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央前委主要工作

1947年初，国民党因全面进攻失败，被迫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面对此战略态势，在极端险恶和困难的转战途中，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全国各战场形势的变化，在指挥华北、东北战场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最终签署《双十协定》。1946年6月底，国民党当局违背全国民意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不顾中共强烈反对，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集团当日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该会议在南京开幕，遭中共与民盟坚决抵制。19日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返回延安。2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判形势，毛泽东认为国共和谈已无可能，必须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同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次以公开声明形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口号，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号角。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系统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全面阐述了彻底击败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及政治纲领，并系统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十大军事原则。

研究解放战争历史，可以发现1947年上半年，解放战争战场局势相对平稳，这使毛泽东有可能把相当精力用来指导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毛泽东明确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这不仅对土地改革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不久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会议期间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纷纷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主张。

1947年，国民党因军事失利加剧经济与政治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浪潮，与解放区军事斗争形成呼应，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可概括为“紧张、危险、艰苦”三大特征。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余，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是中国革命历程的转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转折，转战陕北堪称解放战争时期的“小长征”。

1948年5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新征程。

（作者简介：陈宗良，河北红色旅游协会会长，西柏坡纪念馆原党委书记。先后编纂出版《西柏坡记事》《西柏坡档案》《西柏坡记忆》等著作近20部。）